啟蒙運動是一個很重要的主題。2022年出版的理查德·B.謝爾的《啟蒙與書籍》與羅伊·波特的《創造現代世界》等書都不容錯過。盡管羅伯特·達恩頓譏諷彼得·蓋伊的《啟蒙時代》（上、下）沒有使用檔案，只是讀書筆記的匯編，但是這本書仍然是理解啟蒙時代的必讀書。

彼得·蓋伊的《啟蒙時代》上卷1966年出版，下卷1969年出版。上卷講述啟蒙哲人如何爭得了自由，下卷講述他們如何運用這種自由。全書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啟蒙哲人對于希臘、羅馬時代的追慕；第二部分是啟蒙哲人與基督教的矛盾；第三部分是啟蒙哲人對現代性的追求。

彼得·蓋伊的著作激發了啟蒙運動研究的熱潮，這也導致了后來的研究者對該書的批評和不滿。除了羅伯特·達恩頓，還有人認為，彼得·蓋伊將啟蒙運動視為一個整體，把啟蒙哲人視為一個家族，這顯然忽視了各國不同的狀況與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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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如此，《啟蒙時代》仍有其優點所在：這本書視野開闊、氣勢恢宏，對啟蒙哲人的著作征引信手拈來，對于各種啟蒙觀念的闡釋游刃有余。如劉北成、王皖強在譯者序所說，蓋伊是以啟蒙精神來論述啟蒙運動，他推崇啟蒙哲人，但并不神化。他用批判的精神審視原生態文獻，把啟蒙哲人的著作當做歷史語境中不斷摸索試探的話語，而不是現代神諭。即便是“讀書筆記”，蓋伊也夾敘夾議，點評爭辯，有一種與啟蒙哲人平等對話的意味。

英法啟蒙哲人的不同處境

蓋伊1959年出版過專著《伏爾泰的政治觀》，他的這本《啟蒙時代》涉及伏爾泰的內容較多。甚至可以說，伏爾泰是《啟蒙時代》的主角。但是，啟蒙時代的法國啟蒙哲人并非只有伏爾泰一枝獨秀。孟德斯鳩、狄德羅、盧梭等人同樣熠熠生輝。彼得·蓋伊如是寫道：“巴黎是啟蒙運動的總部，法語是歐洲知識分子的通用語言，各國啟蒙哲人都是法國作家的公開擁躉。”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少女時代就閱讀法國啟蒙哲人的作品，而且與伏爾泰、狄德羅等人通信，后來更是邀請狄德羅到俄羅斯宮廷做客；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還是儲君的時候，就主動寫信給伏爾泰，表達自己的仰慕之意，其后幾次邀請伏爾泰到普魯士做客。英國啟蒙哲人大衛·休謨和愛德華·吉本都認為自己的歷史意識很大程度上來自對孟德斯鳩著作的驚喜發現和貪婪閱讀；亞當·斯密1764-1766年旅居法國，從重農學派受益匪淺；邊沁的功利主義曾受益于愛爾維修。

啟蒙時代的法國是歐洲最強國家，比神圣羅馬帝國更強大、更富有。與此同時，它也是歐洲藝術、文學與學術中心。法國國力的強盛，歸功于幾代國王的君主專制。直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前，法國的君主專制堅不可摧。壓榨性的政治制度使得啟蒙哲人不得不戴著鐐銬跳舞，以免牢獄之災。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統治時期，共有1000多名書商和作者被關進巴士底獄。1762年，盧梭因發表《社會契約論》《愛彌兒》而遭法國當局的追捕，避居瑞士、普魯士、英國，而伏爾泰和狄德羅都曾經入獄。

《腓特烈大帝》提到，1717年，伏爾泰因為在巴黎各個地方朗誦有辱于攝政王奧爾良公爵的惡毒韻文而入獄。作為監獄長餐桌上的常客，伏爾泰在巴士底獄并非苦不堪言。1718年4月11日，伏爾泰獲釋出獄，但被禁止住在巴黎。1725年12月，伏爾泰與騎士羅昂-沙博產生糾葛，后者派出幾個工兵毆打伏爾泰。其后，伏爾泰拜訪了一位擊劍大師，警方認為，伏爾泰是學習擊劍，準備和羅昂-沙博決斗，于是向羅昂-沙博通風報信。羅昂-沙博立即報復，致使伏爾泰遭到保護性拘留，再次被投入巴士底獄。十多天以后，伏爾泰出獄，前往英國居住了三年。

相比之下，狄德羅的運氣差了許多。安德烈·比利的《狄德羅傳》顯示，路易十五的政府因為七年戰爭而對全體法國人征收“常年二十征一稅”，導致民怨沸騰。對此，巴黎警察總長達讓松用大規模逮捕來回應全民聲討。狄德羅于1749年7月23日被捕，關入文桑監獄。直到1749年11月3日，狄德羅才被釋放。此番入獄對狄德羅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他以后從來沒有忘記文桑監牢，那古老的主塔久久在他的生活中投下陰影。”

伏爾泰、盧梭、狄德羅的遭遇顯示，在王權、教會和貴族的三重壓迫之下，法國啟蒙哲人的處境惡劣，動輒得咎。因此，人們不難理解伏爾泰為何在權力面前卑躬屈膝。

一定程度上，羅伊·波特的這本《創造現代世界》是對彼得·蓋伊《啟蒙時代》的反駁。如果說，《啟蒙時代》強調法國啟蒙運動成效卓著，并且因為法國國力的強大而影響整個歐洲，那么，《創造現代世界》則提醒人們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英國才是資本主義和現代化的發源地，也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啟蒙運動的宣傳家是法國人，但其先驅和守護人卻是英國人——培根、牛頓和洛克被認為是歐洲啟蒙運動的先行者，而他們都是英國人。英國啟蒙運動的后半程，覆蓋了工業革命的前70年。該書書名的用意一目了然：英國啟蒙運動，創造了現代世界。

英國的啟蒙時代人才輩出。在培根、牛頓和洛克之后，大衛·休謨、亞當·斯密、愛德華·吉本、杰米里·邊沁等人都是英國啟蒙運動的驕子。

英法啟蒙哲人的寫作收入懸殊

法國的啟蒙哲人中，孟德斯鳩出身貴族，其財富在很長時間主要來自土地。伏爾泰的經濟狀況優渥，但是他的財富主要來自于投資、投機，以及商業交易，而不是版稅。《戀愛中的伏爾泰》描述了伏爾泰作為“財迷”的一面：“在賺錢這件事情上，他愿意勉強自己到任何地步，如果他發現自己有一個好的商機，就算讓他從病床上爬起來，跨越整個法國他也愿意。”

狄德羅長時間編纂《百科全書》，并沒有讓他獲得多少收入。1766年，為了給女兒準備嫁妝，竟然被迫出售自己的藏書。俄國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獲悉后，以15000里弗的高價購買了他的藏書，并且這些藏書繼續放在狄德羅的家里，狄德羅是這座圖書館館長，每年可以獲得1000里弗的俸祿。等狄德羅去世以后，這些圖書才會被送往圣彼得堡。狄德羅1773年10月到達圣彼得堡，次年3月回程時，又獲得了葉卡捷琳娜二世3000盧布的饋贈。

盧梭出身貧寒，早年依附于華倫夫人和其他貴族，即便他聲名顯赫之時，從寫作中獲得的報酬也很有限。他先后把自己的五個孩子送進育嬰堂，固然是其人性的缺點，而經濟狀況不佳也是重要的原因。

和法國啟蒙哲人相比，英國啟蒙哲人從寫作中獲得的報酬更加豐厚。按照《創造現代世界》的描述，英國啟蒙運動開始于1689年，到19世紀20年代結束，覆蓋了整個18世紀。期間英國經濟高速發展，印刷工業迅速崛起，倫敦、愛丁堡形成了出版軸心，一批出版商因此積累了巨額財富。17世紀20年代，英國大約出現了6000種書，到1720年，這一數據升高到2.1萬，到1790年代，則升為5.6萬以上。與之相對應，英國人的識字率提高，讀者大大增加，這為英國啟蒙哲人的事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們可以不再完全依賴貴族的資助或者給貴族當家庭教師謀生。休謨、斯密、吉本等人通過寫作拿到了豐厚的版稅。

休謨青年時代就制訂計劃，厲行節約以彌補財產不足，確保自己的獨立不受傷害。他后來也確實做到了。在臨終前撰寫的自傳中，休謨說：“書商給我的版稅之高，在英格蘭是前所未聞的；我不僅變得獨立自主，而且變得富有了。”《啟蒙與書籍》一書顯示，僅《英格蘭史》一部著作，休謨獲得的版稅就超過了4000英鎊。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從出版到他去世的14年間，得到了1500-1800英鎊的豐厚版稅。吉本以羅伯遜和休謨為榜樣，后來獲得的名聲不亞于這兩人，而版稅則猶有過之。

為了支付給大牌作者豐厚的版稅，倫敦和愛丁堡的書商常常聯手出版，減輕風險；而都柏林的書商主要通過盜版來傳播啟蒙哲人的著作。一些英國人移民美國之后，將英國啟蒙哲人的著作通過盜版傳播。一定程度上，洛克和孟德斯鳩等人的思想在北美深入人心，為美國的獨立和建國提供了有力的思想資源。

如果說，英國啟蒙運動創造了現代世界，那么法國則獲得了啟蒙運動高潮的殊榮。英國啟蒙哲人名利雙收，法國啟蒙哲人社會地位雖高且聲名遠播，但通過寫作獲得的經濟收益則實在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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