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疑、上海，這是作家蔡駿身上的兩個標簽。從2001年長篇懸疑小說《病毒》橫空出世，此后他以旺盛的創作力，接連出版《貓眼》《荒村公寓》等小說，一度連續9年保持中國懸疑小說最高暢銷紀錄。

很多80后90后是“看著蔡駿的書長大的”，近些年，蔡駿似乎變了。他在2021年和2023年出版的《春夜》《一千萬人的密室》，無論題材還是語言，都與此前作品截然不同，很多讀者感覺，這不像是同一個人寫的，甚至有人懷疑他找代筆了。

出生于上海，生活于上海，蔡駿是一個正宗的上海人。從《春夜》開始，他用大量文學人物的名字和上海的地標相互交織，構建他自己的上海——一個不同于張愛玲、王安憶，或是金宇澄的上海。

(資料圖片)

在蔡駿看來，上海是一個適合懸疑的地方，而生活是最大的懸疑。“對我來說，現在的每一次選擇都面臨著不可測。我并不知道走出舒適區的挑戰最終會怎樣，但我愿意去嘗試，愿意去面對不可預測的未來。”

中青報·中青網：《春夜》和《一千萬人的密室》可以視為你的轉型之作嗎？

蔡駿：這兩部作品本身在類型、風格、語言上都有蠻大的差別，但共同點是作品的文學性都會更強，并結合了一定的類型性。之前大家知道我的作品往往是懸疑小說，其實我從2014年就又開始系統性地寫純文學的中短篇小說，一直到今天，不斷地在文學期刊發表作品。

從類型小說到純文學，需要換一種思維方式，這種挑戰明顯地在我身上發酵。當然，懸疑小說我依然在寫，比如2017年出版的《宛如昨日》《鎮墓獸》系列等，只是從《春夜》開始，我有了一個對自己的集中的總結，不僅是文學的總結，某種程度上還是對自己人生的總結。到《一千萬人的密室》，我更想在類型小說和純文學之間找到一條能夠兼容并蓄的道路。

中青報·中青網：無論是最初的《病毒》還是不久前出版的《一千萬人的密室》，你似乎喜歡在一個現實環境中講一個虛構故事？

蔡駿：我喜歡那種亦真亦幻的故事，在現實與虛構間找一個平衡點。如果讓我去寫完全架空的奇幻故事，對我而言就太遙遠了，沒有一個支點——這個支點就是我們的現實。

現實可以是發生在身邊的故事、真實的時間地點，以及我們經歷過的所有集體記憶，但更重要的是作者要去把握一種真實的典型環境。現實主義，并不等于復制現實；如果完全描述現實，那不如去看報告文學、紀錄片，這不是小說承擔的職責。文學的真實是更抵達人的本性、人的一種經過提煉的狀態。

回到懸疑小說，其實小說中絕大多數案件是不會在現實中出現的，現實案件一般沒有那么復雜，犯罪分子的作案動機也比較簡單。那為什么要在小說中設計得那么“有創意”？因為那是一種文學的真實、更重要的真實，體現的是其背后的人際關系與社會問題。

簡單來說，可以理解為故事發生的環境背景是真實的，人物和故事是虛構的，但故事反映出來的人和社會的狀態又是真實的。

中青報·中青網：你的第一部懸疑小說是2000年發表于“榕樹下”網站的《病毒》，當時為什么想寫一部懸疑小說？

蔡駿：寫《病毒》的時候，我甚至不知道什么叫懸疑小說。當時國內沒有類型小說的概念，更多的是在說“驚悚小說”“恐怖小說”“靈異小說”，以及傳統的“推理小說”。這些概念現在依然存在，只是到了2004年、2005年左右，我非常有意識地想要以“懸疑”來概括以上那些小說類型，因為它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有懸念。

日本稱之為“推理小說”，但日本推理小說所涵蓋的范圍遠遠超過中國人所理解的“推理”二字，這個概念并不適合直接照搬。《一千萬人的密室》中有本格推理的成分，這在我以前的小說里幾乎沒有，對我是一種挑戰。我在小說中設計了一個案件的幾重翻轉和詭計設計，是完全原創的，沒有受真實案件或其他推理小說的影響。

我可能是一個感性和理性同樣強大的人。一般來說，寫小說通常是感性思維、形象思維，但寫懸疑小說，同時要具備邏輯思維。特別是在案件設計中，一環扣一環，任何一個地方出現問題，小說的整體調整就會巨大。我不敢說我的作品密不透風，但也想讓99%的讀者信服。

中青報·中青網：寫了20多年，你覺得自己的寫作可以分為哪幾個階段？

蔡駿：2000年開始創作《病毒》，是一個摸索的階段；2005年開始逐漸成熟，如《荒村公寓》《地獄的第19層》《蝴蝶公墓》《天機》系列等；到2011年出版《謀殺似水年華》，就開始尋求變化，希望更貼近社會現實；2014年開始寫《最漫長的那一夜》系列，重拾中短篇小說。

其實我最早在“榕樹下”是寫中短篇小說的，屬于純文學，只是《病毒》之后就不太寫了，時隔十幾年重拾，并不容易。但很幸運，小說在很多文學期刊發表了，還得了很多文學獎項，讓我重拾信心，于是開始了雙軌的寫作——一邊類型文學，一邊純文學，或者兩者的結合。

2017年至2019年之間，《鎮墓獸》系列是完全的類型小說，甚至有些接近于網絡文學。但同時在比較接近的時間內，我又寫《春夜》，然后接著寫《一千萬人的密室》和《謊言之子》。最近兩年，我在寫新的中短篇小說。

中青報·中青網：有一個觀點認為類型文學不如純文學，你會為了追求“更高級”的文學形式而轉型嗎？

蔡駿：轉型肯定不是因為這個原因。類型文學中也有一些非常頂級的，毫不遜色于純文學，只是兩者的評價標準不一樣。我認為，文學最核心的東西——精神上、主題上那種宏大的想象力，是可以超越一切標準的。

我不覺得類型文學就“低人一等”，只是在我個人想表達的東西，有很多超出了類型。比如，我對世界的看法、我對社會的認知、我自己成長的經驗……我最早在“榕樹下”就是寫純文學的，從那時候起就積累了一些想法，“積壓”了一些故事與創意，因為我覺得自己當時的能力不足以寫出來，我在等待自己慢慢成熟。

中青報·中青網：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上海作家，你在《春夜》中對上海的描述非常細致。與王安憶、金宇澄、陳丹燕這些也被打上“上海作家”標記的前輩相比，你筆下的上海有什么特質？

蔡駿：你提到的那幾位作家是我的上一代人，我們有著完全不同的成長經驗。想要將其完美地用文學表達出來，可能需要在若干年之后。就像余華莫言最好的作品，寫的并不是當下。

對我這一代人來說，我深刻地感受到全球化對上海的影響。上海是中國連接世界的一個窗口，這在我的作品中體現得還是挺多的。比如《春夜》中一段很重要的情節，主人公消失了，最后在巴黎被找到。如果說過去中國文學的人物歸宿更多是向內“溯源”的，那么《春夜》是向外“擴張”的，不僅是時空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我寫的上海有著強烈的“工人階級”的文化烙印，和一般印象中布爾喬亞式的上海很不一樣。其實上海是一個比東北更老的“老工業區”，大部分上海人的家庭背景與工廠、國企有關聯。上海也有工業題材，只是可能以前被張愛玲式的上海掩蓋了。

中青報·中青網：上海這座城市的氣質與懸疑小說會有契合嗎？

蔡駿：懸疑小說與推理小說，更容易出現在大城市，因為它是工業文明的產物。工業文明發展的劇烈變革，會產生一種強烈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構成了懸疑小說的深層內核。

上海有很多老建筑，里面現在還住著人，有的還自帶神秘傳說，天然構成了懸疑的元素。比如《春夜》中的春申機械廠，前身是舊上海的資本家創辦的，創辦者還留下了一些神秘的東西……這些都在小說中有所體現。

中青報·中青網：閉上眼，你腦海中浮現的上海是怎樣的？

蔡駿：百萬工人每天早上上班，浩浩蕩蕩的自行車隊伍，是我對2000年以前的上海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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