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記者伊麗莎白·馮·塔登的《自我決定的孤獨》完成于2018年夏天，這是一本以“身體”為主題的書，她的寫作可謂及時，因為一年多之后，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她要討論的主題變得更為重要：我們是否不可避免地踏上一條通往孤獨的旅程？

最近幾年，相信有很多人都在思考身體與“距離”的關系。我們戴著口罩，防止病毒入侵；如果有人感染，大概率會被“隔離”。即便是在正常秩序中，我們也會感到困惑：人與人的距離，到底多遠是合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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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決定的孤獨》講述的就是這種“距離”的現代史。在作者看來，這段歷史開始于1757年巴黎的一場酷刑，米歇爾·福柯在《規訓與懲罰》的開篇也詳細講述了這個酷刑的場景。酷刑和暴力，是對人身體的摧殘，施暴者和受害者的距離這時候是“負數”。

伊麗莎白·馮·塔登認為，人類進入現代，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認識到暴力和侵犯給人帶來的恐怖，強調同情心和感受他人痛苦的能力。在巴黎和倫敦，聚集了越來越多的“陌生人”，現代城市開始強調人與人的距離感，并把這當成一種“進步”。

在全世界范圍內，都發生了這樣的過程：人們從鄉村遷往城市，從大家庭變成小家庭。所謂“現代”，就是“大家庭”變成個體的過程，不管是在法律還是居住方面都是如此。

這是一條“身體解放”之路。我們會強調個體的感受，當我是“一個人”的時候，我是安全的。我們習慣戴上耳機，就是為了創造一個聲音上“一個人”的環境。我們對他人感到警惕，在地鐵上，女生可能會擔心被偷拍；我有一個男性朋友則有相反的擔心，他神經質地認為，有人在懷疑他偷拍，這讓他不敢舉起手機。

這可以理解成一個“重構空間”的過程，居住空間在變，人與人的“安全距離”也在發生變化。

如果把對安全的追求推到極致，就是獨占一個房間。這成為一種流行的觀念，伍爾夫就曾寫過一本書，主張“女人要有一間自己的房子”。擁有獨處空間，在當下已經是占統治地位的生活主張。比如，關于育兒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孩子什么時候開始獨睡。房地產商最喜歡這樣的敘事，他們會開發各種改善的戶型。而在今天的大城市，一個人居住也越來越流行。

于是，就會出現一個這樣的場景：一個人老了，隨著親人離世，他的房間越來越大。他只能求助于科技進步，找機器人來照顧他？但是，純粹“無接觸”的環境，真的能讓人感到幸福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在發達國家，“獨自老去”正在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而如何讓獨居老人得到照料，則是很多學者研究的重點。

伊麗莎白·馮·塔登在書中有一個重要的主張：來自手指的接觸和撫摸，對人的健康相當重要。科學家證明，兒童離開聲音可以長大（會是聾啞人），離開視覺也可以長大（盲人），但是如果沒有“觸覺”，人根本無法發育，會很快死亡。人在母親的子宮里就得到撫慰，而出生后最重要的其實是父母的“撫摸”，這不但給人最初的安全感，而且給人能量。

或許我們的方向錯了：真正的安全感，來源于信任和愛，而不是距離感。這就是現代人的一個悖論。人與人的接觸會帶來危險，酷刑、暴力乃至性騷擾，對人都是極大的傷害，于是我們相信“距離”是安全的保證。在通往現代的途中，我們圍繞“距離”創造了復雜的社會和法律系統，來獲得安全感。

我們確實部分得到了“安全”，但同時也得到了贈品，那就是“孤獨”。我們的人生智慧，就是在“安全”和“孤獨”中間不斷評估，作出取舍。到了老年，人類迎來最孤獨的時刻，卻發現同時失去了安全，因為身體的衰老讓人處于危險之中。最出色的照顧，是一大家人住在一起，但是所有國家都在丟棄這一點，而且把這當成是“落后”。

真正的出路在何方？伊麗莎白·馮·塔登給出的答案是向嬰兒學習：信任他人，擁抱“他者”，盡量和“他者”產生共鳴。

這當然有點烏托邦，因為人類已經永遠失去了自己的童年。“他者”會給我們帶來危險，有時候是暴力侵害。但是，如果這個社會沒有“他者”，我們終究無法確立自我。我們必須一邊“疼痛”，一邊嘗試去信任。

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最新一本翻譯成中文的著作《妥協社會：今日之痛》處理的也是同一個問題。他注意到，現代人的一個趨勢是逃離痛苦。“現代”之前是暴力社會，統治建立在暴力上；到了現代，則是一種“規訓社會”，統治者放棄肉體威脅，轉而精神控制；而到了所謂“后現代”，則是一種“妥協社會”：權力讓你感到快樂，并且以為被統治就是自由——想想吧，我們是多么開心地把自己交給了手機。

韓炳哲認為，“逃離痛苦”會催生出一種麻木，最終讓人失去“人性”。這和伊麗莎白·馮·塔登的看法是一致的。疼痛讓我們得以確信自己仍然活著。我最近就有真切的體會：有一陣子，我放棄了跑步，因為每次嘗試跑步都會發現身體有各種疼痛。等我讀完這兩本書，嘗試換一種方法對待疼痛，努力去尋找、感受和擁抱疼痛，于是我重新跑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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