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老之教，大率以道德為本，以清靜為尚，以無為為教，以修煉為宗。有人于此，道德積于躬，真風暢乎內外。”南宋和蒙古并峙的1254年，全真教女冠郭守微在南王村（今屬山西省洪洞縣）玄元觀中立碑，記錄建觀始末，以及贊助人周獻臣事跡。

周家世代業儒，周獻臣本亦為醉心科舉的儒生，蒙古大軍入中原后，他成了武將，因軍功被封為“漢人世侯”（享“爵人命官，生殺予奪，皆自己出”之權，且世襲罔替）。據碑文載：“乙亥（1215年）兵勢南向，周侯帥師過而異之，因持疏懇請，至于再三。”令人好奇，周獻臣位高權重，為何對一名女道士如此客氣？

(資料圖)

類似細節，讀者常一翻而過，《蒙古征服之后：13—17世紀華北地方社會秩序的變遷》（王錦萍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卻以此事開篇，層層遞進，鉤沉出中古到近世間，中國北方基層社會發生的驚天巨變。

鄉村治理中的儒生群體

中國傳統基層社會的組織方式，大體可分為兩種：一是建制性組織，如保甲、鄉里等；一是非建制性組織，如宗族。二者均有儒家色彩。

北宋時，儒生呂大鈞、呂大臨兄弟在家鄉藍田（今陜西藍田縣）組織村民，訂立“藍田公約”，或為最早的成文鄉約，但口頭鄉約的源頭更早，可能周代已有。學者周丹丹在《儒學與基層社會共同體》一文中鉤沉，即使在佛教盛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基層社會共同體的內核仍來自儒家。

這種基層共同體的特點是，生活在鄉村的士大夫們（包括退休官員、舉子、教書先生、學生等）發揮著骨干作用：一方面，負責維護社會秩序、引導輿論、鼓勵生產等；另一方面，他們有一定的監督權，可約束權力濫用、保障基層權益等。

該共同體的再生產主要依靠科舉制度。通過定期考試，皇權給部分儒生官位，鼓勵更多人習儒，致各類學校、分級考試制度應運而生，儒生群體得以擴大。王朝這么做的好處是，獲取民間資源的能力增強、降低統治成本，基層儒生有義務要求村民足額繳納“皇糧國稅”，且承擔公益、治安、災難救助等本應由政府承擔的職責。

這一玩法到金朝遭遇困難。

金朝善學習，攫取中原后，很快便模仿北宋建起科舉制度，為此寧可濫殺皇族。金初本是勃極烈（清代譯為貝勒，掌實權的親貴）制度，遇事聚商，各勃極烈之權與皇權較平等——金朝第二代皇帝吳乞買曾被重臣們拉下御座，打了20大板。

有了科舉制度，金帝始能集權。但金人對漢人始終不放心，漢人只可當文官，不可參與軍事，議事不諧，雖位至丞相，亦會被當眾打板子。金朝直到滅亡前，仍堅持“機密謀謨，雖漢相不得預”（漢人丞相不得參與機密的軍事謀劃）。儒生得不到信任，可他們又主導著基層社會，管理一松動，財稅遂艱難，導致金朝速亡。

成吉思汗重用僧道治理基層

元朝則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管理方式：解構原鄉村共同體，以僧道為核心，重建新共同體。

元朝只進行過16次科舉，金代則有43次，遼代達56次。元朝次數少，成功者也少（總共1200多人中舉，占官員比例僅4.3%）。元朝更信任善做生意、重視方法論的色目人；此外是“大根腳”，即蒙古、色目的豪門之子，先任怯薛宿衛（皇帝的親兵），表現好的會被外派當官。70%以上的高官出此二途。

儒生失去向上空間，且失基層特權。元朝將他們歸入“儒戶”，與佛教徒、道教徒、也里可溫（基督教徒）、答失蠻（信奉清真）及陰陽先生、術士、薩滿教土等相當，僅免徭役。因不善治生，有“八娼、九儒、十丐”之說。

在基層共同體中，取締了儒生的中心地位后，元朝一度用全真教補充。所以，成吉思汗讓劉仲祿懸虎頭金牌，以及蒙古人二十輩傳旨請丘處機，表示“逾越山海，不限歲月，期必致之”。全真教受重視，因紀律嚴明，早期教徒必須先學會行乞自養，以此養成低調、廉潔、謙卑、與人為善的習慣。且全真教強調“以儒補道”，不賣弄法術、丹藥，得到儒生們的認同。當時金宣宗、宋寧宗都曾派人去請丘處機，但丘處機最終選擇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也大方地讓丘處機總管天下道教，可自制度牒、自建道觀等。

以此為契機，全真教在北方鄉村廣建道觀，甚至直接搶占佛寺、學校、宗社等。丘處機向大量被蒙古兵虜獲的平民發放度牒，恢復他們的自由。在當時，道觀的土地免稅，人們紛紛將私田掛名到全真教基層道觀名下，使其擁有了更強的財務能力。

這就可以理解，為什么連周獻臣這樣有軍功、有爵位、有文化修養的“世侯”，也要去巴結全真教。全真教不僅提供了與更高層建立聯系的機會，還能穩定地方、保障生產，且在征糧征稅上，也發揮了作用。

“南人重宗族，北人重家庭”

全真教過快擴張，引起忽必烈警惕，在他的“潛邸舊侶”中，海云印簡、可庵智朗、劉秉忠、張易等都是佛教徒。忽必烈上位后，推重佛教、藏傳佛教薩迦派、太一教等，予以制衡。這些教派則利用水利系統形成的新組織，向基層社會滲透。于是，元代北方幾乎村村有寺觀，各種宗教節日的慶典、干旱和水災時祭拜、廟會與廟市……楔入日常生活，教育、祭祀、慶典、救助、喪葬、民間貸款等本由宗族提供的社會功能，已基本被替代。

在替代中，形成北方社會的一大特色，即女性有了參與社會的更多空間。在南方，許多女性為守貞，在蒙古大軍入侵時自殺，北方女性則可加入佛道組織。郭守微就是女性，她的師傅是男性，她的供養人周獻臣也是男性，卻不會影響她的社會評價。郭守微常在公共場合拋頭露面。在山西，有的女冠收入高，甚至承擔了養家義務，并自豪地將這些寫入碑文中。

明代建立后，朱元璋試圖在基層社會恢復儒生的中心地位。他下令每縣只許一廟一觀，其余毀棄，禁收兒童為僧尼，20歲以上愿出家的女性須父母同意、當地官員批準，且三年一考，不合格者還俗。

過去多以為，朱元璋此舉是為增加勞動力。其實他有更深考慮，即改變元朝的多中心管理模式，重回“大一統”式的金字塔式結構。所以他認為“元以寬失天下”，元朝幾無文字獄，明朝則觸目驚心，其中洪武朝最烈。

不過，朱元璋的命令在基層未被嚴格執行。至少在當時北方，一縣多寺觀不罕見，原有的基層社會共同體仍在運行，積成“南人重宗族，北人重家庭”之風。

寫史最忌以當下為古

當然，按著名學者賀雪峰的分類方式，中國農村可分為小親族社會（以小家庭為中心，主要在華北、兩湖等地）、宗族社會（主要在江浙、廣東、福建等地）和原子態社會（以個人為中心，主要在東北、華中部分地區）。

籠統地說，直到今天，南人也常不理解，為何北人對妻兒過度親昵？北人也常不理解，為何南人重血脈、姓氏和家族？客觀地看，二者都是傳統的一部分，都充滿光彩，拼在一起，才能更深入地、更整體地理解中華文明的厚重與豐富。

本書作者猶如偵探，從極少材料，鉤沉出歷史演化的脈絡，體現了人類學、社會學、女性學等帶來的看歷史的新視野。歷史不只是大人物、重大事件的歷史，也是無數曾經活過的人們共同塑造的產物，是各種愿望、誤解、想象、迷惑、算計、愛恨、追尋的集合體。

作為后人，最忌以當下為古，以為古人會像今人那樣取舍。因為這將使我們迷路于紛繁的記載中，以為獲得了“前人的智慧”，其實只是把自己的誤會進一步深化而已，從而徹底喪失了突破刻板印象的能力。由此看本書，則不僅回答了歷史變遷的大關節，更有祛魅、解惑、醒腦之功。

寫史書難，寫讓人越看越聰明的史書尤難。想了解后者該怎么寫的人，這本書便提供了標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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