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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前舉辦的第46屆日本電影學院獎的頒獎禮上，由石川慶導演，妻夫木聰、安藤櫻主演的劇情片《某個男人》，獲得8項大獎，成為最大贏家。影片改編自平野啟一郎的同名暢銷小說，不僅在日本廣受好評，此次參加上海電影節評委作品展，同樣引起國內影迷的關注。

影片以懸疑開篇。因次子病逝，武藤里枝與丈夫齟齬不斷，最終離婚。她帶著上小學的大兒子黯然回鄉，邂逅了溫柔羞澀的谷口大祐。兩人結婚生子，不料，谷口在工作中意外喪生。里枝接待前來奔喪的丈夫的大哥才知道一起生活了3年的人，其實是冒用別人身份的人。那么，他到底是誰，為什么要在偏僻小鎮戴著“面具”生活？

影片的前四分之一，以講述里枝和谷口的相逢相戀為主，情節波瀾不驚又飽含溫情，像極了經典的日式家庭劇。全片最大的疑點拋出后，并沒有根據給出的線索不斷反轉、最終揭出謎底，而是劇情剛過半，里枝請來的律師城戶章良就查到了死者的真實身份。原來他本名小林原誠，是殺人犯的兒子，與別人交換身份，只是為了擺脫社會歧視，以及罪犯父親帶來的負罪感。隨后影片從小林的回憶展開，他也曾努力抗拒姓名附帶的原罪，但屢次失敗后，不得不選擇徹底逃離。

雖然以懸疑推動劇情，但《某個男人》顯然不是為了讓觀眾獲得智性挑戰的滿足感，而是隨著故事推進，讓觀眾慢慢對人物的遭遇感同身受，思考我們習以為常的某種觀念如何形成，及其可能產生的對生活的影響、對精神的束縛。整部影片雖然以小林為主，但其實講述了三個彼此關聯的試圖擺脫原有身份的案例。小林的故事由本人經歷展開，展現當事人的復雜處境；依靠長兄和前女友講述拼湊出的谷口，自始至終面目模糊，展現當事人突然失蹤后親友的反應；律師城戶身處內心糾結的灰色地帶，展現當事人如何一步步走向自我身份的迷失。

就造成人物拼命逃離既有生活的現狀而言，借助上述三人，影片還探討了導致當今日本階層固化、偏見橫生的主要原因。小林代表了“血統”。東野圭吾的懸疑小說《信》，同樣反映了日本社會對罪犯家屬根深蒂固的歧視，表明這種連帶的歧視本是犯罪懲罰的一部分，過高的犯罪成本可以起到警示作用，而《某個男人》則側重表達歧視對家屬個體帶來的負面影響。城戶的律師搭檔懷疑小林因為參與犯罪才避禍他鄉，理由是“雖說犯罪不會遺傳，但家庭環境很容易影響人的未來”，這一觀點代表了小林身邊大多數人的看法，不改血統論的本質。小林本人既是這一觀點的受害者又是認同者，每當他看到鏡子里自己越來越像父親的那張臉，就會覺得自己不配擁有點滴的幸福，他選擇當拳擊手也只是為了挨打，試圖通過懲罰與父親一脈相承的肉體來獲得內心的片刻安寧。

谷口代表了“家族”。他本可以和長兄一起繼承父親的溫泉酒店，但他既不喜歡經營酒店生意，又不想和長兄因家產分配起沖突，最終選擇遠走他鄉。這種做法在日本傳統家庭會被視為懦弱和不負責任，等同孩童的任性胡鬧。影片最后，谷口和多年未見的前女友相遇，悲喜交加感慨萬千的表情令人動容。或許，在別人眼中他的原生家庭和既定路線都是令人羨慕的，但具體到谷口自身的生命體驗，就是束縛天性和個性的牢籠。

城戶代表了“族群”。作為在日朝鮮人，即便是已經加入日本國籍的第三代，他仍被作為外來者區別對待，不得不忍受無處不在的或客氣疏離或粗魯冒犯的社會歧視。城戶的外表越表現得像一個地道的日本人，內心就越在意他人有意無意間的玩笑、挑釁或在日外國人游行等社會事件，以至于從自我懷疑到徹底認同調查對象更換身份的做法。

概括而言，小林想要逃離的是家庭結構中最基礎的血緣關系，谷口想要逃離的是以家庭為單位的社會經濟關系，城戶想要逃離的是更為松散的族群關系，正是基于這些多元而復雜的文化影響因子，青年一代在層層觀念的束縛中愈發渴望依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影片導演石川慶談到改編原著小說的初衷，就是因為它描摹了當代日本青年的真實心態，他們沒有像父輩一樣享受經濟發展的紅利，缺少父輩打拼就能贏的精神信念，只求隨波逐流安穩度日。影片的豐富之處在于，既冷靜揭示了這種帶有時代普遍性的不同層面的逃離，又借用角色之口提醒觀眾“你所厭棄的，可能正是別人拼命想要獲得的”。同時充滿溫情地用小林的故事鼓勵觀眾，即使傷痕累累，仍然可以開始新的生活；用里枝的故事慰藉觀眾，所謂真相并不那么重要，和愛的人曾經相知相戀，就是再清楚不過的事實。

影片片頭與片尾多次出現比利時超現實主義畫家勒內·馬格利特的名作《禁止復制》，畫作中男子面對鏡子，可是映在鏡中的并非他本人的面容，而是鏡外他人視角中的男子背影。某種程度上，這幅畫具象了《某個男人》的核心表達，一方面，人們看到的自己其實只是他人眼中的自己，自我認知只是基于他人理解的幻象；另一方面，面對內心深處被某些觀念束縛的不可名狀的幽暗，背過身去決然拒絕也未為不可。

作者：劉春?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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